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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文木:毛澤東詩詞中的戰略思想(3)

2021-06-13 17:32:50 作者: 張文木 評論: 字體大小 T T T
作為一個知識分子,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,我覺得前所未有的光榮,這個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我們創造的。我這樣説不是喊口號。這個思想的成長是經過反覆的,但是隻要遵循着唯物主義大道理,你就能前進。中國13億人民,你為他們的利益去奮鬥,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。

要和中國實際相聯繫

我們中國人天生傾向接受唯物主義。這是因為中國人所遇到的亡國災難都是唯心主義的結果。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認識論的形成,是有五千多年實踐經驗的中國人的必然選擇。

漢朝的時候,西漢還好一點,東漢就脱離實際了,空講名學,就像今天空講普世一樣,跟宋朝空講理學一樣。普世,什麼事不管,先問符合不符合名學,這是古代的“本本主義”。曹操説了一句非常狠的話:“寧可我負天下人,不可天下人負我。”這句話説起來狠,實際上就是反名學,因為東漢名學太不管用了。實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東漢提出來的。提出這個思想是由於當時社會太不實事求是了。

北宋是怎麼回事?北宋是經濟發展太好了,麥迪遜寫的《世界經濟千年史》中説,宋朝經濟是世界上最好的,但意識形態卻是空講理學。講理學還摻雜了禪宗的思想,比東漢更糟糕。禪宗是亡國的學問,其特點是沒有擔當。作為個體的人往往喜歡它,原因在哪兒呢?它能讓人的痛苦得到解脱,但卻指不出前途來:比上不足,比下有餘,也就是這個;有什麼前途、方向,不知道。但禪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響很大,蘇軾的那首《題西林壁》是典型的禪宗思想,魯迅筆下的“阿Q”也體現了禪宗的墮落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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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亡,朱熹出。朱熹這個人是革命的理學家,他的貢獻是將理學從天上拽到地下,他把“四書”放在學堂至尊必讀的地位。“四書”的特點是什麼?經世致用。這與今天我們把馬列的著作放在講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。將馬列主義放到咱們的主講地位是對的。我年輕時在西北大學讀書,當時我學的專業是英語,但大家聽我今天講課卻沒有什麼詹姆斯、湯姆斯、約瑟夫·奈之類的,説那不管用。就是説中國話辦中國事,中國事辦成才能説世界的事。當時我在西北大學上學時聽政治經濟學的課,就幾個人聽課,我一直聽到底,那門課對我一生都有好處。如果你很小的時候讀過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,那你從小就站到了理論的制高點上。學《毛澤東選集》也行,《毛澤東選集》也是很偉大的,説得都是唯物主義。

現在拍的戰爭片,在那麼殘酷的環境,還都是美女,長睫毛,一閃一閃的,臨死的時候還問愛不愛?聽到回答説愛!頭一歪,死了。大家想可能嗎?沒有生死感,到處都是愛,日本人跟國民黨愛,國民黨跟共產黨愛,愛情高於一切,忘了組織任務,不要組織,那在當時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為什麼要玩兒這個?吃太飽了。我聽我媽説,我爸找我媽相親的時候,從陝北揹着一大麻袋的饅頭。這是飢餓年代,這個管用。現在孩子就認為信用卡管用,其實,這些是最脆弱的。饅頭管用,這就是唯物主義,這是馬克思給我們講的最樸素的道理,由此,便有了價值和使用價值對立,有了唯物辯證法。

宋朝是中世紀世界各王朝中財富積累最多的國家。據英國學者安格斯·麥迪森(Angus Maddison)的研究,“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於最低點。其水平顯著低於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,也低於同期的中國、印度以及東亞、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”;麥迪森同時也認為“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”。這就是説,中國宋朝經濟已處於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峯。與此同時,宋代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,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。北宋末期周程理學,認為理先於事,“天下只有一理”。這時的“理”,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於具體國情的“普世價值”;與此相應,宋朝人才的選拔途徑也墜入東漢名學的末路: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脱節。圖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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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脱離實際,學風也就隨之墮落,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。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(即所謂“天理”)給國家帶來的危險。他雖身系朝政,卻仍無力迴天,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託於筆下。在司馬光筆下的《資治通鑑》,“專取關國家興衰,系民生休慼”的歷史事件,其目的是“鑑前世之興衰,考當今之得失”。[1]全書因事命篇,直面矛盾,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、諸侯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[2],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,一個故事一灘血,沒有口號,絕無大話,更無空話。它猶如暗夜裏閃電,晴空中驚雷,與當時那些嚴重脱離實際、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儘管《資治通鑑》並沒有警醒沉湎於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,甚至沒有警醒作秀成癮的明代朝政,但它最終警醒並挽救了中華民族。明亡後,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,案頭首選多為《資治通鑑》[3]。其中那經世致用、不尚空談、實事求是的學風,為後來中國那“一天等於二十年”[4]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。

空論使宋人最終遭到報應:皇帝竟被自己原來瞧不上的金人虜去,後宮妃嬪與貴卿、朝臣等三千餘人,押解北上,東京城中財富被掠一空。北宋亡後第三年,朱熹出世,南宋初瀰漫於知識階層的思想主題是救亡,這對朱熹影響很大。朱熹不當官,做學問,他做的學問是真學問。我們説朱熹是偉大的思想家,不要僅糾結於他的“纏腳”小節,最重要是他佔領了當時的思想陣地,將宋人的思想從天上拉到地上。他當時的學術辯論主題都是談這個問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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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之後,中國的思想界開始進步了,講究經世致用的學問。明朝末又出來王陽明,王陽明的特點在哪兒呢?就是讓人將思想之根進一步落實扎深。正心,就是講立場。為什麼?北宋人、明朝人太不講立場,空學之士,讀書很多,形式主義也很厲害,就是不管用。就在崇禎臨死時還説讓人在他死後用他的頭髮蓋住臉,不要影響了老百姓。死前都要來個範兒。那時整個時代都在作秀,所以王陽明説不能這樣,要正心。

從王陽明之後,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,什麼變化?就是抓槍桿子。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張之洞。再往下走,毛澤東、蔣介石。其中大多數人書寫得好,槍打得好。我説打槍不是真打槍,而是會抓槍桿子。在這方面,毛主席説蔣介石是我們的先生。當時我們黨恰恰誕生在這個時代,當時我們學真理為什麼學得這麼快呢?因為失敗了。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敗,是蒙古人,明朝又是被滿清人打敗。文人自問,我比你好,怎麼就被打敗了呢?書讀了那麼多,人家在馬上就把你幹掉了,那就是自己有問題。最後王陽明説,我們要正心。朱熹是宋朝將知識分子從天上拉到地上的人,王陽明是明朝將知識分子的定調定在國家立場上的人。有立場了,就有了對手;有了對手,就有了戰略與策略。後來才有“中學為體”認識——這是封建時代“獨立自主”認識的不同表述。到十月革命,我們又把共產主義的思想紮根到本土上,都講紮根的問題。

在中國湘湖一帶有經世致用的傳統,湘湖文化的本質就在這兒,不在“之乎者也”。現在我們學孔子學歪了,戴個大儒帽,穿個大儒服,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。這樣是救不了民族的,靠會敬茶等等沒有用,關鍵要拿槍,幹革命。為什麼?還是衣食住行,人要吃飯。有時候在一個大的歷史長河中,我們的民族覺醒的時候恰恰是在衰落時期,大衰落帶來的就是大覺醒,大災難就是大成長。所以,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,朱熹誕生在一個救亡的時代,脱離這個事實背景,朱熹就研究偏了。圖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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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説司馬光是宋以來中國政治家政治自覺的開山鼻祖,那麼,朱熹是同期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開山鼻祖。

近代以來,我們瞧不起洋人。在18世紀末,洋人與我們爭的是跪還是不跪,半跪還是全跪的問題,可到了19世紀末,就變成你給他單膝跪還是兩個膝全跪的問題了,倒過來了。19世紀末,八國聯軍進來,下跪都留不住一條命。有些人相信知識就是力量,那個時候知識真沒力量。宮女都會背詩,人家都不會背詩,進來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裏推。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,你説我是著名學者,人家殺的就是你著名學者,你不投降就殺頭。當時你舉個奧地利國旗都能救命,舉中華民國的旗救不了命。那個時候人們就知道了亡國的滋味。羅馬人征服地中海的時候,當時地中海人説我有文化,你征服不了我,羅馬人説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。結果羅馬征服地中海後,那些亡國的數學家、哲學家都給羅馬人中最沒文化的家庭當奴隸,人家有意識地把他們派到那裏去。為什麼呢?提高羅馬人的文化素質。

脱離實際要亡國。湘湖一帶為什麼能出現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,這和朱熹、王陽明、王船山等學者在這裏的講學活動有關,由此出現了一批一批真學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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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共產黨也是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成長和進步的。1918年,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。當時有一種和平主義的輿論傾向,認為今後絕不打仗,世界將來也不可能再打仗,死了那麼多人,難道人類連這點兒反思能力都沒有嗎?人類是有反思能力,但肚子沒有反思能力,它只認死理:餓了就是餓了,除非吃飽了。長期在高府學堂不會餓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論上走。

當時北大出現“五四運動”,這都是很好的現象,但是也有脱離實際的情況。陳獨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槍桿。陳獨秀積極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,放棄了槍桿。當時毛主席堅決反對,説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不是做文章,不是繪畫繡花,不能那樣雅緻,那樣從容不迫,文質彬彬,那樣温良恭儉讓。毛主席為什麼連説那樣、那樣、那樣,他不到氣急了,不會那樣説話。當時毛主席沒掌權。毛澤東能調查實際,1926年去湖南考察農民運動,考察報告寫出來,沒人當回事。毛主席説話沒人聽,蔣介石用槍説話,一開槍,殺了一大片,寧可錯殺一千,不可放過一個。1927年,共產黨一年學到的東西比十年學得還多,真是生死之地見真理。

真理是從哪兒推送出來的?真理並不主要是從課堂上給你的,真理是對立面告訴你的。知識的來源不是學習而是經歷。老子説“反者道之動”,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進,反力即助力,推送力量之源來自對立面。馬克思在書裏寫規定即肯定,萊布尼茨也講否定即肯定,都是這個思想。我的文章裏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説的一句話:“歷史的邏輯是從反面展開的。”這都是黑格爾的思想,是本質的東西。為什麼會這樣呢?為生存,爭資源。這在大自然中叫適者生存,優勝劣汰,在社會中叫階級鬥爭。資源有限,不鬥爭就無以生存。這個道理,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也不重視,毛澤東説必須重視,最後結果是什麼呢?蔣介石的槍教育了我們。國民黨怎麼知道這個道理呢?孫中山開始也不知道,不抓槍桿子,讓清王朝殺明白了,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,反動派是要殺人的。所以毛主席説蔣先生是好老師。共產黨最後進了山,這是蔣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氣。圖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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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地氣之後,共產黨的生存環境開始好轉,但不久來了一個年輕的“大爺”叫王明。他認為真理在他那裏,因為他是克里姆林宮派來的。王明見過斯大林,同志們想想在當時見過斯大林的人,那就代表真理,何況還是斯大林派他來的。在這個時候,我們可真沒有自信。行還是不行,要聽斯大林的。但是,即使是天王老子派來的,還得和中國實際結合。王明的指揮對不對,在當時集中表現在軍事鬥爭上。在這之前,陳獨秀已經脱離實際、失敗了;現在王明是否脱離實際,要看成效。

當時的軍事鬥爭成敗跟中國的地理形勢有關。大家看看歐洲是什麼樣的地形?歐洲是大平原,李德、博古他們學的軍事理論都是從歐洲實踐得出來的理論,全是平原作戰,挖戰壕、修碉堡,決戰。平原就是決戰,幾個大部隊在那兒,沒有掩護物,老遠就能看到你。歐洲平原太廣大了,他們根本沒有山地作戰的概念。克勞塞維茨的書講的都是決戰,決戰的思想在他們意識里根深蒂固,認為這是天經地義、説都不用説的。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裏的毛澤東,就覺得他這也不行,那也不行,説他是“遊擊主義”、“逃跑主義”,扣帽子。但不管扣什麼帽子,只有結合中國實際才是真的,打贏才是真的,打不贏有什麼用?但人家王明牌兒大,文憑高,人家是莫斯科派的,這時北大的也不行了。毛澤東見的是李大釗,王明見的是斯大林。王明回國以後就在上海待著,一看形勢不好,又跑回蘇聯,後又派李德、博古來。我看過李德寫的關於游擊戰爭的文章,嚴重脱離中國實際。他到江西后先辦軍校,學西方那一套。把毛主席排斥在一邊,説毛主席不行。他們也不想想,平原是這樣打,但中國地形是什麼?中國是山地地形,我們到江西去還用修什麼碉堡?挖什麼戰壕?到處都是天然的“碉堡”和“戰壕”。打得贏就打,打不贏就走,到處都有自然物的掩護。我們都是游擊隊,哪怕山高水又深。《游擊戰之歌》就是從這個地形中走出來的。大自然給的掩護李德卻不要,非要自己建造,要尋找平地挖碉堡、搞決戰。國民黨也是這麼學來的,國民黨從日本、德國學,所以國民黨和日本打仗很好看:雙方都在山裏找平地,拿鐵鍬挖戰壕。山裏那些地形還挖戰壕,要是毛主席早就轉移了,東天不亮西天亮,鑽進山,找地形“包餃子”。東轉西轉,幾下就把敵人吃掉了。這種打法很好,但這種打法到西方就不行。四渡赤水,如果在歐洲大平原,人家一眼看到你。反之,西方的打法在中國就行不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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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東方
來源: 李毅看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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